戴季陶的革命历史（孙中山的得力助手）

戴季陶本名良弼，又名传贤，字选堂，又字季陶，笔名天仇。祖籍安徽休宁县，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，乾隆末在四川广汉定居。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，已经衰落。戴廉沉溺于丹青，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，但他受人秘传，更擅长外科医术。其妻黄氏也精通治疗。他们夫妇医术精湛，远近闻名。黄夫人虔诚信仰佛教，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，但多出于好奇。

戴季陶的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，他10岁跟随长兄读书。1902年，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。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，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。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，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。受业师徐炯影响，戴季陶已开始倾向反清。

一年以后，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。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，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。在这里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，学问大长。每每考试，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，令人刮目相看，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。倒霉的是，一次体操运动，他不慎栽倒在地，左脚关节骨折，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，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。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，都会隐隐作痛。在这之后不久，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（校长），他随其所欲地评定学生成绩，偏袒喜欢的学生。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戴季陶，竟被校长评为差生。他在愤恨不平之际，奋起发难抨击。校长恼羞成怒，仗其权势，不顾师生反对，将戴季陶开除学籍，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，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。

无奈之下，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——华英学堂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，在学堂里大出风头。可是树大招风，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改名换姓之事，立即勒令退学。这时，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，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，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，更加偏爱他，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。这样，14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，月薪15元。

小西三七认为，戴季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，将来必定难成大材，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。戴季陶经过学堂风波，对清政府的腐败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，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外国文化，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，决心东渡日本，寻求新知识。戴季陶的想法得到兄长的理解，长兄卖掉了土地，给他筹集了一笔赴日本的资金。

1905年，不满15岁的戴季陶踏上东渡日本的求学之途。戴季陶前后在日本求学达四年。他先是进入师范学校学习，1907年秋，经过选择，入东京帝国大学研读法科。他发奋攻读，学业优秀，文采风流，辩才雄盛，为人又热情慷慨，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，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人物。在二年级时，他与胡森、王用宾、谢健、杨子鸿、张伯烈等几位朋友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，由于他富有社会活动能力，被选为同学会会长。在艰难困苦之中，他度过了留学生涯。他在东京认识了蒋介石。由于志趣相投，两人结拜为异姓兄弟，并租房子共居在一起。

1909年，戴季陶从日本回国。当他回到上海之时，身上仅剩下四角钱，不足吃一餐饭。在江苏省城苏州，他毛遂自荐，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，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。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，各地纷纷成立政法学校，苏州也办了一个研究所。江苏巡抚瑞徵很欣赏戴季陶，又是自己用人之际，于是立即任命他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之职，这一年他才18岁。在所里任职的多是翰林进士，思想保守，现在被一个18岁的青年领导，心里终究不服。而戴季陶自己也由于年轻气盛，少年得志，锋芒毕露。于是，一些人就想方设法抓戴季陶的小辫子。在业务方面无法找到戴季陶的毛病，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，戴季陶因为年轻风流惯了，经常流连声色场所，“妇人醇酒傲风尘”，被一位守旧人员告到巡抚大人那里，谁知碰了一鼻子灰，瑞徵说：“年轻人谁不如此，何必小题大做！”戴季陶还喜欢到茶楼去坐，与人针砭时弊，高谈阔论，也被人告状，结果瑞徵说：“朝廷办法宪法大纲，原需臣民抒陈意见，有什么要紧呢！”由于后台硬，戴季陶也就平安无事。但后来瑞徵奉旨调任湖广总督，戴季陶没了靠山，遭到人的报复打击，只好辞官另找出路。1910年春，戴季陶离开苏州，回到上海。他先当上海《中外日报》新闻记者，继而转入《天铎报》。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得到了社长陈屺怀的赞赏。两个月后，便被破格提拔为《天铎报》总编辑。他从“不共戴天”这一与“戴”相关联的成语中，取“天仇”为笔名，发表众多抨击清政府的文章。他的思想、言辞都比较激烈，好作惊人语，煽动力极强，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，他的笔名天仇也为大众所了解，“穷达利眼识天仇”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。清政府也盯上了他，下令拘捕。1911年，戴季陶刚刚办完新婚仪式，还没来得及度蜜月，就得到清政府指名逮捕他的消息，只好逃离上海，前往日本长崎。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，秘密潜回上海。

哪知此时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，他无法在上海立足，独自一人到了浙江吴兴，匿居于云巢山道观，过了一段闲云野鹤般的出家人生活。

不久，他登上南下的海轮，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。当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，他的家人就住在槟榔屿。来到此地的戴季陶以私人教师身份进入孙家，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——15岁的孙琰和14岁的孙琬讲授国文。后来，他又担任槟榔屿《光华报》编辑。他在那里结识了革命党，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，雷昭信、陈新政介绍，他加入了同盟会。

武昌起义后，戴季陶于10月20日来到武汉，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。后来，他从武汉到达上海，协助陈其美筹划与领导了上海的武装起义。他还同李怀霜、周浩等人一起参与创办了《民权报》。12月25日这天，20岁的他以同盟会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在上海码头欢迎、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。这是戴季陶首次见到孙中山。在交谈中，孙中山得知戴季陶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，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。孙中山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。从此，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。

南北议和，孙中山功成身退。戴季陶回到上海，再度从事新闻工作。他回《民权报》，担任总编辑，写了不少文章，揭露抨击袁世凯。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、议员军阀，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，不稍假以词色。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，再加词锋犀利、文字劲烈，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，《民权报》也声誉日增，读者越来越多。

1912年9月，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，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。孙中山赴日访问时，戴季陶又兼为翻译。他随孙中山奔走各处，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，既快又准确。几个月后，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，辑成《民国政治纲领》及《钱币革命要义》两本书。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，戴季陶做了十二年半孙中山的秘书，“几乎无役不随”。尽管他在同盟会中是后辈。但由于他年轻有才华，办事干练，很得孙中山的赏识。

二次革命期间，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袁世凯下令通缉国民党领袖“首魁”及“执重要事务”者共34名，戴是通缉犯之一。这时，他听说孙中山与胡汉民等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，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。

于是，他也化装成日本记者从大连乘船赴日，与孙中山会合。孙中山正在重整旗鼓，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，戴季陶的到来，使孙中山喜出望外，他要戴季陶继续担任他的机要秘书。当时，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。戴季陶协助孙中山组党，担任浙江支部长，跟随孙中山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。